从1862年“成裕烧房”创立到1949年贵州解放，三家烧房茅台酒的销售，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。
（一）1862年至1915年 茅台镇只有“成裕”、“荣太和”两家烧房。华氏把“成裕烧房”改为“成义”，扩大生产。而年产量也只有1500～2500公斤，主要是自用和在茅台镇销售，少量运往贵阳，均由盐号经销。“荣太和”的老板，对生产并不十分重视，产量很低，销售地点主要是茅台镇，很少运往外地。当时，贵州经济十分落后，社会购买力很低，而茅台酒的价格比较昂贵，每公斤卖价2钱4分银子，比普通高粱酒每公斤4分银子高5～6倍。所以消费对象主要是富商大贾和达官贵人。那时的茅台酒，一般不用小瓶包装，而是装在能容30～50公斤的酒坛里分销。过往客商常常买50～100公斤，运往重庆、古蔺、贵阳等地。因产量有限，销售不广，两家烧房之间的竞争并不突出，最高年产量合计也不过5000公斤左右。
（二）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获金奖到1937年抗日战争 贵州处于军阀割据统治，连年内战，但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范围日渐扩大。1915年茅台酒在国际上获奖后，成为世界名酒，声誉远播，销量大增，刺激了各家烧房扩大生产，在1930年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和1935年西南各省物资展览会上，茅台酒又获“特等奖”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销售范围。当时的贵州军阀、官僚和富商，都把茅台酒作为宴会和交际礼品。1924年至1925年，周西成任贵州军务会办时，曾购茅台酒到贵阳、北京送礼。周当省长后，更把茅台酒用于政治外交活动，每年都要送数千瓶给南京政府及邻近川、桂、粤军政要人。当时小报上曾经有这样一幅对联：“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，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（按：周西成之部属多是桐梓人）。”
川黔、川滇、黔桂公路开通后，贵州与外省联系加强，有利于茅台酒的运销，市场迅速扩大。“成义”与“荣和”对酒的生产更加重视，积极扩大规模。“成义”把12个窖坑都用上了，年产量增加到15000公斤左右；“荣和”的窖坑从2个增加到4个，年产量5000公斤以上。“衡昌烧房”，年产约5000公斤，三家烧房产量共25000余公斤，为1915年的五倍。茅台酒的销售地区范围也较前发生较大变化。“成义烧房”主要销售地转到贵阳市，“荣和烧房”除了在遵义委托商号代销外，销售扩大到重庆。“衡昌烧房”资金少，产量低，酒质不如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，因在茅台没有销路，只好把酒运到贵阳，直接销给自己结识的商人。酒的价格，由每公斤1.4～1.6银元涨至2银元，“衡昌”的酒每公斤1～1.2银元左右。1915年后，茅台酒的包装也有所改进。民国初年采用紫陶罐盛酒，500克装，商标用木刻板印红底黑字，注明某烧房回沙茅酒，并将“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8个字印在烧房字样两边。瓶口用猪尿包皮封口。民国15年（1926年），军阀周西成执掌黔政，大量订购茅台酒，作为交际礼品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烧房改用圆柱形小口釉陶瓶装酒，造型较前美观，且便于装运。商标改用道林纸石印，白底蓝字，一套为三张，分别贴在正面、背面和瓶口。正面两边印麦穗，中间是“回沙茅酒”四字，背面说明茅台酒是用杨柳湾的天然泉水和精湛工艺酿造而成。“荣和烧房”的商标上特别注明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经过，“成义烧房”商标上还加上郑珍“酒冠黔人国”的诗句。
（三）抗日战争时期（1937年至1945年） 贵州成了战时大后方，全国工商业纷纷迁往西南。贵阳、重庆工商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。茅台酒的需求量猛增，促使三家烧房继续扩大生产。“成义烧房”于1944年火灾后重建，将原12个窖增加到18个，年产量达21000公斤左右。“荣和烧房”增加两个大窖，年产量达7000多公斤。“恒兴烧房”有17个窖，年产量达32500公斤，超过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总产量。三家烧房年产量计60000公斤左右，成为茅台酒生产的鼎盛时期。
这时期，“成义烧房”与“恒兴烧房”的主要销售点都在贵阳，两家竞争甚为激烈。“恒兴烧房”在贵阳先后设立三个销售处，仗着资金充足、生产量大的优势，薄利多销，与“成义烧房”争夺市场，利用节日在报上大登广告，用“买一送一”的广告扩大销路。“成义烧房”也不甘示弱，凭借着老字号招牌“窖老酒醇”的牌子，保持其优势地位。“荣和”原先主要销售区在重庆，此时也在贵阳打开销路，委托“新生纸号”代销。
（四）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贵州解放（1945年至1950年）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赖永初把“恒兴烧房”的茅台酒商标改为“赖茅”，1946年， 以此加强“恒兴烧房”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。在上海印制20万～30万套商标，显得比“成义烧房”、“荣和烧房”更加富丽堂皇。针对“成义烧房”百年老窖的商标，“赖茅”特别在商标上注明是“用最新的科学方法酿制”。“成义烧房”则大登广告，宣传“华茅”的传统特点，并且把酒的售价始终保持在赖茅之上，表示华茅质量比赖茅高。赖茅提价，华茅也提价，市场曾一度出现茅台酒竞相提价的奇异现象。当时，人们也把“荣和烧房”产的酒叫“王茅”，于是市场上人们就以烧房老板姓氏来称呼区别三家生产的茅台酒，即赖茅、华茅、王茅。三家烧房均以此为自产酒命名，并在贵阳市仁怀同乡会所办、文通书局印刷的刊物《仁声月刊》上每期刊登广告。三家的广告都登在同一页，格式相同，第一行是“真正茅台酒”字样，第二行是出品厂家，第三行方框大字是各自酒名，华茅王茅还在下方印上销售地点及电话电报号码、营业处，“赖茅”为贵阳市繁华的中华南路201号，“华茅”为中华南路76号。“王茅”没有电话，只印上“重庆遵义均有分销处”字样，三家总厂所在地都是贵州仁怀县茅台村杨柳湾。“赖茅”还在贵阳市《民族导报》上登茅台酒“是酒中领袖，集香醇大成”的广告。
1946年，赖永初在上海设立永兴公司，先后销售茅台酒10000公斤，并利用在重庆、汉口、广州和长沙商号推销“赖茅”。“成义烧房”的“华茅”也在上海、长沙、广州和重庆通过文通书社在当地的机构经销。“荣和烧房”的“王茅”在重庆、贵阳以“稻香村”号为经销点。
茅台酒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外销到香港的。当时，“恒兴烧房”的“赖茅”在香港试销，但是数量很少。
茅台酒的兴旺发达和高额利润，成了当时官、商企图染指的目标。贵州省建设厅厅长何辑五就多次想通过他所掌握的贵州企业公司，利用他妻子华氏与华问渠联宗等手法兼并酒厂。华问渠始终没有就范，何辑五便千方百计排挤华家所办企业。何辑五企图用两万银元强买华家在贵阳的文通书局，为此，华问渠通过吕新民给何应钦（何辑五的三哥）送去数百瓶茅台酒，请他帮忙劝阻何辑五不要强买，何应钦干预了此事，何辑五才打消了强买的念头，但仍在其他方面时时设置障碍，使华家在贵阳市的企业陷入困境，因而也影响到华家茅台酒产量的进一步增长。
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，三家烧房共有窖坑41个，其中“成义烧房”18个，“荣和烧房”6个，“恒兴烧房”17个，共计年产茅台酒60000公斤左右。三家共有烤酒甑子5个，其中“成义烧房”、“恒兴烧房”各2个，“荣和烧房”1个。有石磨11盘，“成义烧房”、“恒兴烧房”各4盘，“荣和烧房”3盘。用来推磨的骡马36匹，其中，“成义烧房”15匹，“恒兴烧房”12匹，“荣和烧房”9匹。
由于茅台酒销路好，利润高，许多商家纷纷仿制茅台酒。如贵阳太和庄的“荣昌酒厂”、遵义龙坑的“集义酒厂”、四川省古蔺的“二郎滩酒厂”、金沙县等都先后到茅台镇聘请酒师，甚至购买酒糟如法炮制（据《金沙县志》载：1929年，金沙县安底人黄慎初聘茅台曲药师刘开廷酿制酱香酒开办“斗酒”厂）。抗战胜利后，竞相仿制者更多，如贵阳就有所谓的“金茅”、“丁茅”等等，但均未成功。其后，“荣昌酒厂”、“集义酒厂”相继停办，“金茅”、“丁茅”也不复存在，唯有二郎滩酒厂继续生产，后改名为“郎酒”，成为四川省名酒。